第五章 印度尼西亚年轻国家的崛起(第10页)
的7名被害将军,又重新向潘查希拉建国五原则致敬。
在纪念碑的浮雕上和毗邻的博物馆中,均描绘了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1965年发动的那场政变所开启的印度尼西亚后殖民历史。
每年的9月30日,所有的印度尼西亚电视台都被要求播放一段由政府委托制作的长达4个小时的恐怖影片,影片讲述的是7名将军被劫持和杀害的故事,所有的印度尼西亚学生都要观看。
当然,影片中没有提及被报复杀死的那50万名印度尼西亚人。
直到12年后,也就是1979年,我开始到印度尼西亚工作时,大部分政治犯才终于得到释放。
在苏哈托的5年总统任期期满后,印度尼西亚国会一次又一次地让他再度当选。
将近33年后,在议会宣布苏哈托将第7次连任印度尼西亚总统一职后不久,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5月出乎意料地迅速崩塌。
有多个影响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一个因素是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导致印度尼西亚货币贬值80%,并因此激发暴乱。
另一个因素是苏哈托本身,77岁高龄的他已经脱离了现实的轨道,失去了他的政治技巧,并且在1996年因妻子的离世而受到沉重的打击,因为他的妻子一直以来都是他最亲密的伙伴和支柱。
当时,广大群众对苏哈托家族的贪污行为及其积累的财富十分愤然。
苏哈托本身的成就创造了一个工业现代化的印度尼西亚社会,但这个社会中的人们不再能够忍受被认为无法自治。
就像1998年“否决运动”
之后的智利军政府一样,印度尼西亚军方显然意识到人民的抗议浪潮已势不可挡,苏哈托(就像当日的皮诺切特)应该在情况失控之前辞职。
1999年,苏哈托下台一年后,印度尼西亚举行了40多年后的第一场相对自由的选举。
自此,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一系列选举,选民投票率比美国还要高:在美国,哪怕是总统选举,选民投票率也不过60%,而在印度尼西亚这一数据则高达70%~90%。
反建制派平民佐科·维多多在2014年的印度尼西亚总统选举中获胜,曾任雅加达市市长的维多多在这场选举中击败了一名陆军将领。
在如今的印度尼西亚,贪污行为有所收敛,而且有时候会受到惩治。
苏哈托的遗产
现在,我们来总结失败的1965年政变及随后成功的反政变行动所引发的危机和苏哈托政权的影响。
消极影响很明显。
最糟糕的便是50万名印度尼西亚人遇害,还有数以十万计的印度尼西亚国民被监禁长达10年以上。
贪污行为严重拖缓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印度尼西亚军方没有拿走那么多钱来运营平行军政府,那么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会高很多。
上行下效,贪污行为遍布整个印度尼西亚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包括航空公司的员工)。
因为苏哈托认为自己的国民没有自治能力,印度尼西亚人民学习如何进行民主自治的机会被推迟了好几十年。
从1965年的政变事件中,印度尼西亚军方得出的感悟是,唯有使用武力和杀戮方可获得成功,试图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人民的不满。
这种杀戮性的军事镇压政策让印度尼西亚在新几内亚岛和苏门答腊岛等地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尤其是在东西两端分别被葡萄牙殖民者和印度尼西亚统治的帝汶岛。
1974年,葡萄牙殖民者正打算离开这块最后的殖民地,从地理位置上看,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东帝汶将会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新省份,毕竟印度尼西亚早已接纳了许多拥有不同文化、语言、历史的省份。
当然你可以反驳说,一个国家的边界不单单由地理因素决定:加拿大不是美国的一部分,丹麦也不是德国的一部分。
但东帝汶与加拿大或者丹麦没有可比性:它不过是一个岛群当中的一座小岛的东半部分,剩下的部分全部属于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军方只要用上一点点战术,或许就可以通过谈判,在保留东帝汶部分自治权的情况下将其并入印度尼西亚。
可相反的是,印度尼西亚军队对东帝汶采取了入侵、屠杀然后吞并的手段。
迫于国际压力,在苏哈托之后继任印度尼西亚总统的哈比比于1999年8月就东帝汶的独立批准了一场公投,这令印度尼西亚军方感到恐慌。
在那个时候,当地人显然压倒性地支持独立。
于是,印度尼西亚军方组织起拥护印度尼西亚的民兵,再次挑起杀戮,强行将东帝汶人撤离到印度尼西亚统治下的西帝汶,并且将这个刚刚独立的新国家焚烧殆尽——当国际部队试图在此恢复秩序,而东帝汶也终于夺回主权,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只剩一片瓦砾废墟。
东帝汶人付出了代价,它失去了全国14的人口,而幸存者在此建立起亚洲最贫困的迷你小国,其人均收入仅为印度尼西亚的16。
印度尼西亚人也付出了代价,现在从他们国土的中央分裂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且这个国家的主权中包括一片可能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海床,而这一切已不再属于印度尼西亚了。
现在,通过对苏哈托政权的影响进行详细叙述,我们似乎已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探讨了。
但历史鲜少在我们面前展现纯粹的邪恶或者纯粹的良善,而我们应当诚实地去评价历史。
尽管苏哈托政权在很多方面都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但它还是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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