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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印度尼西亚年轻国家的崛起(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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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政府创造并保持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因贪污而被部分抵消(见插图5.5和插图5.6)。

苏哈托政府吸引了外资流入,重点关注印度尼西亚的国内问题,而不是将精力挥霍在世界反殖民政治或是拆分毗邻的马来西亚上。

苏哈托政府提倡计划生育,因此缓解了自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就困扰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最大的基本问题。

(即使是在最偏远的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山村,我也看到了政府宣传计划生育的海报。

)苏哈托发起了一场绿色革命,通过提供化肥和改良种子,大大地提高了水稻和其他粮食作物的产量,因而大大地提高了该国的农业生产率和印度尼西亚人的营养水平。

在1965年以前,印度尼西亚承受着巨大的国家压力;今天,印度尼西亚没有明显的分裂风险,尽管它是由分散的岛屿组成,领土横跨数千英里,拥有数百种方言且各种宗教共存,而这些都是极易导致灾难的因素。

80年前,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并不把自己当作印度尼西亚人;如今,印度尼西亚人的国家认同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心中。

不过,有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和非印度尼西亚人都觉得,苏哈托政府对此没有一分一毫的功劳。

他们认为,印度尼西亚在其他政权的统治下也很可能会获得同样的发展。

这是一个有关历史的假设性问题,这样的问题没法得到确定的回答。

危机框架

印度尼西亚的危机是否适用于我们的国家危机分析框架呢?

印度尼西亚确实体现了选择性变革和划清界限(见表1.2中的因素3)的重要性。

一方面,在界限之内,是那些时机成熟可以进行改革的主要领域。

这些领域包括:苏哈托以军事独裁代替平民政府,他的继任者则扭转这一局势;苏哈托任用接受西方教育的经济学家,从而使印度尼西亚经济从倒退转向增长;还有苏哈托放弃苏加诺对第三世界政治领导权的追求。

另一方面,在界限之外,是印度尼西亚在1965年之后仍旧保留如初的主要特点,包括国家领土的完整、对不同宗教较高的宽容度,以及非共产主义政府。

这些延续的特点被苏加诺、苏哈托及其继任者认为是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观,当然例外情况是,苏加诺曾有和共产主义者结盟的意愿。

印度尼西亚案例中彰显的部分因素不利于这个国家解决遇到的危机。

作为新独立出来的前殖民地国家,印度尼西亚成立之初在国家认同(因素6)水平上是十分有限的,它不像芬兰,在独立以前就已经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

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国家,除了1945—1949年的独立抗争,印度尼西亚无法从以往成功应对危机的历史中积累自信(因素8)。

苏加诺总统未能做到诚恳、现实的自我评估(因素7),他相信自己有独特的才能,可以诠释印度尼西亚人民潜意识中的愿望。

印度尼西亚军方中的许多(甚至大部分)军官的核心价值观,是愿意献出其他人的生命而不是自己的生命(因素11)。

印度尼西亚的行动自由受到贫困和人口增长过快两大内部因素制约(因素12)。

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在解决危机上也拥有自己的优势。

作为群岛,印度尼西亚像智利那样免受来自外部的制约,这点和芬兰不一样:自荷兰人离开后,再没有任何国家对印度尼西亚产生过威胁(再次涉及因素12)。

“伯克利黑帮”

的经济学家能够借鉴在其他国家已经得到充分试验的模型,对印度尼西亚经济进行改革,并实现经济增长(因素5)。

在苏哈托以亲近西方的外交政策取代他前任的政策后,印度尼西亚从西方国家获得了大笔的投资和国外援助,得以重建经济(因素4)。

苏哈托确实时常展现出诚恳且现实的、极富权谋的自我评估(因素7)。

在逐步推开深受印度尼西亚民众支持的开国元勋及首位总统苏加诺的过程中,苏哈托谨慎前行,每一步都计算好自己的得失,最终成功地取代了苏加诺,虽然这一过程花了一点儿时间。

苏哈托的现实主义还表现为放弃了苏加诺所追求的超出印度尼西亚所能的外交政策雄心,他放弃了对马来西亚的游击战,也放弃了成为世界反殖民运动领导者的尝试。

印度尼西亚的案例还体现出三个仅出现在国家危机中,而没有出现在个人危机中的因素。

类似智利,而不同于芬兰的是,印度尼西亚因政治妥协的崩溃而导致政治僵局和20世纪50年代初的分裂主义运动,引发了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

体制的建立,进一步促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呼吁武装工农阶级,并导致随后军方以大屠杀的方式来对此做出回应。

同样地,印度尼西亚的案例还展现了非比寻常的领导者所带来的影响。

在印度尼西亚的案例中,这种领导者有苏加诺,他以魅力服人,但缺点是对自己的魅力过分自信。

还有苏哈托,他耐心、审慎,极富政治技巧,但缺点是制定了极为残忍的政策,对自己家人的贪污行为视而不见,而且对自己的国民缺乏信心。

最后,在政治妥协崩溃引发国民间自相残杀后的和解阶段,印度尼西亚和芬兰站在了两个极端,智利则处在两者之间:在芬兰,我们看到内战之后国民迅速进行了和解;智利国民对行凶者进行了比较公开的讨论和审判,不过这种和解是不彻底的;在印度尼西亚,国民达成和解的程度极为有限,没有对行凶者进行审判。

印度尼西亚没有对行凶者进行公开审判的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印度尼西亚缺乏深厚的民主传统;智利曾在后皮诺切特时代打出“全民的智利”

的口号,而在后苏哈托时代,印度尼西亚没有出现类似的时代口号;最重要的是,大屠杀后,印度尼西亚的军事独裁持续了33年,军方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仍然保留着很大的权力,这点也与智利极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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