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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下午六时，一封通电震惊了整个中国！
通电原文如下：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爱国冤狱爆，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
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
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集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守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澂流叩文。”
西安城内游行示威的人群相继高呼着：“停止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坚决拥护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打回老家去，救出东北父老”；“拥护蒋委员长抗日”，“联合各党派共同救国”的声音随着主流报纸的宣传渐渐在全国各大城市卷起一股要求抗日的狂潮。
人们走上街头宣泄着对南京的失望和不满。那一声声怒吼像是惊雷。在这黑云压顶的中国炸了开来。震耳欲聋。汹涌的民意眼看就要搅动滔天的巨浪。而这浪潮又将把这多灾多难的中国推向何方？中华民族的明天又将是怎样？没有人知道。人们的眼里有的只是兴奋或者彷徨……
在陕西咸阳警备司令部后院小楼的二楼卧室里面，华毕成把何应钦命令他从西面进攻西安解救委员长的命令扔到了垃圾筐里，在床上睡的很香甜，他的心中没有一丝疑惑和杂念，因为他知道，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次涅槃。
通电一出，举国震惊。蒋介石被扣，随行的南京大员们悉数束手就擒。中国，一下子陷入了没有国家元的乱局之中。
与华毕成预计的一样，日本在隔岸观火，苏联谴责张、杨是受日本鼓惑，说此次事变是日本的阴谋。杨虎城感叹于华毕成对局势敏锐的洞察力和精确的判断力。
1936年12月13日的凌晨，南京总统府里依旧是灯火通明，办公大楼三楼会议厅里站满了南京政府的高官们，总统府外还有很多刚刚得到消息的官员在陆续赶来。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的事情已经不用隐瞒了，张、杨的全国通电一，满街的“号外”散的到处都是。恐怕到了明天早上，整个金陵、不，整个中国就都要传遍了。这好不容易安稳了几年的时局，难道乱起来了吗？
在场的每个人心中都显得惴惴不安。在二楼的拐角处站着几个黑衣的侍卫，全都把腰上的手枪机头大开着，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不断有匆匆赶来想打听消息的官员被这些侍卫驱赶回去。从楼道中央的一间办公室厚重的木门后面断断续续地传出有人争吵的声音。
办公室里面的宋美龄正努力的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站在她身旁的宋子文和孔祥熙、陈果夫也是一脸铁青。
屋子中间的李烈钧、陈公傅、朱培德、戴季陶等人则已经争的像乌眼鸡一样，就差挽袖子动手了。
一旁的何应钦则是拼命的压抑着内心的狂喜，一面充当着老好人的角色，一边让自己阵营里的杨永泰、熊式辉轮番跳出来搅局，就是不让大家达成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这些人很明显的分为两派：
其中一派是以宋美龄为首地主张政治解决此次事变的亲英美派。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一心要“救最高当局出险”。他们知道最高当局这颗大树一倒，自己这帮外人眼中的“裙带党”不会有一个好下场，所以救出委员长成了他们不二的选择。
另一派则是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而且何应钦已经给现在在国外的汪精卫发去了电报，请你回来主持政府工作。何部长、杨永泰和熊式辉这些亲日派打着“取而代之”的算盘，于是积极的要求讨伐西安，想借张杨二人之手除掉蒋介石。
李烈钧、陈公傅、朱培德、戴季陶等人则是双方的马前卒，李烈钧、陈公傅“主和”，朱培德、戴季陶“主打”。
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吵的好不热闹，局面居然是僵持不下，双方战了个不相上下。何应钦是希望眼前这样地局面可以继续地，只要他们多吵一天，蒋介石的处境就多危险一分。
看穿了何应钦如意算盘的宋美龄终于坐不住了，站起身来逼问二人是否不顾委员长的死活。怎奈何应钦都是在政坛里打了好多年滚的政治流氓，始终不正面回答。
看着会议向着泥潭的方向展而去，宋美龄怒不可遏，拂袖而去。
稍后，何应钦和他的亲信炮制的“讨伐方案”出台，一时间南京政府里面的“亲日”派的人物风头无两，都在盘算着怎样在“新政府”里谋个高官厚禄。天还没亮，颐和路上何应钦公馆的门口挤满了各式各样拿着片子攀关系的钻营之徒。
华毕成在“西安事变”的消息见报的当天，就让朱晋一带领301旅抢占了潼关要地，封锁了由河南入陕的通路。冯钦哉拉着第七军的四十二师撤出了潼关，倒向了南京一边，其实301旅完全有机会拦住的。只是华毕成给朱晋一下令不必理会，这种墙头草留下来，也没多大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直属宪兵队被驱逐出境。
12月16日，“南京政府”下达“讨伐令”。刘峙率着5个师气势汹汹的从东面逼向了潼关，可是面对在天险潼关严密设防的100师301旅，只好停了下来。何应钦命令空军对西安进行轰炸，结果飞机飞临西安上空，遭到了高射炮的警告射击，飞行员惊讶于西安竟有如此性能优良之高射炮，只好返航。
12月17日，蒋介石手书给何应钦，要求双方停止冲突。
同日，周总理到达西安，随行的还有中共代表团20余人。周总理对到机场接他的华毕成是赞不绝口。
12月20日，宋子文赴西安再次与最高当局单独见面，携带宋美龄给蒋之信，信中言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最高当局阅闭唏嘘不已。
12月22日宋美龄抵达西安。
12月23日张学良和杨虎成联名在西安《解放日报》上表《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文中呼吁集合各党派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此文一出，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一时抗日的言论此起彼伏。
蒋介石终于意识到逆潮流而动将付出巨大的代价，于是示意转换调子，开始鼓吹联合抗日。同时开启各方谈判。
12月24日，谈判达成共识。
12月25日，最高当局和张学良离开西安，飞抵南京。
由于华毕成这个穿越者的出现，西安事变的善后出现了与历史上不同的局面。
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即被扣押。孙铭久等少壮派企图谋杀67军军长王以哲以控制东北军，结果被华毕成派兵保护起来，东北军避免了历史上的流血事件。
蒋介石要求西安事变的主谋之一的杨虎城交出十七路军指挥权，出国考察。而十七路军方面提出杨虎城可以出国，但是十七路军总指挥由华毕成接任并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中央军不得入陕。十七路军与中央军在潼关一直在对峙，双方互不相让。
华毕成让《西北文化报》公开刊登了秦岭兵工厂的资料，当得知华毕成的实力后，蒋介石暴跳如雷，大骂华毕成狡猾。只好任命华毕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却任命孙蔚如为十七路军总指挥，挑拨之意不言而喻。
杨虎城启程出国前，召集十七路将领开会，语重心长的说
“我把辛亥革命的一支农民队伍带成今天的国民革命军十七路军，今日为了民族大义，不惜扣蒋。即将到来的抗战我也不知道能否参加，以后的事情就只能拜托诸位了。”
孙蔚如和华毕成前往机场送行，杨虎城特意嘱咐了孙蔚如一句：“以后陕西的事情，多听华毕成的，不要受蒋介石的挑拨。他年轻，威望不够，你多帮衬着些。”
“蔚如明白！毕成之才在我之上，我定全力辅佐。”孙蔚如慨然道。
东北军大部出陕接受南京改编，而王以哲感激华毕成的救命之恩，率67军数万人马留在陕西，接受华毕成指挥。至此，华毕成成了西安事变的最大赢家，成为了事实上的陕西王，坐拥十万雄兵，而且手里还有中国唯一可以生产重武器的秦岭兵工厂。羽翼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