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科技与公众安全 我宁愿失败也不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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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科技与公众安全:“我宁愿失败,也不说谎”
珀尔的悲剧与巴黎恐袭事件
公众需要依靠执法部门来保障自身安全。
不过,如果找不到罪犯或者恐怖分子,也就无从抓住他们,而找到这些人需要有效地获取信息。
在21世纪,这些信息通常存储在全球几大科技公司的数据中心。
科技行业一直努力履行自身应尽之责,为保障公众安全和保护人们的隐私做出贡献,但我们发现自己正行走在剃刀的边缘。
面对一个流动和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在迅速做出反应的同时,还必须努力达到微妙的平衡。
那些需要我们迅速做出反应的事件总是毫无征兆地突然出现。
我在2002年就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
当年1月23日,《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珀尔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被绑架。
绑匪不断更换网吧,利用我们的Hotmail电子邮件提出赎金要求,并迫使巴基斯坦警方展开了一场疲于奔命的搜捕。
绑匪要求释放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嫌疑人,并终止从美国购买F-16战斗机的计划,以换取珀尔的自由。
很显然,巴基斯坦政府不会同意这些要求。
救出珀尔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到他。
巴基斯坦当局迅速秘密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展开合作,后者找到了我们。
国会此前已在《电子通信隐私法》(ECPA)中设立了一个紧急例外条款,即一旦出现“涉及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危险的紧急情况”
,政府能够立即采取行动,而科技公司也可以迅速响应。
珀尔当时显然面临生命威胁。
约翰·弗兰克找到我并解释了情况,我立即批准全力配合当地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的工作。
我们的目标是监控绑匪使用的Hotmail账户,并通过他们最新发出的电子邮件的IP(网际互联协议)地址,锁定他们所在的地球另一端的网吧地址。
我们的团队与联邦调查局和巴基斯坦地方当局密切合作了一周,在绑匪从一个热点跳到另一个热点以访问互联网时,对其进行追踪。
我们追得很紧,但可惜还是不够紧。
绑匪在被抓捕之前杀害了珀尔。
我们深受打击。
他的惨死凸显了我们所承担的巨大风险和责任,尽管我们很少公开谈论这些。
那个事件是一个早期信号,揭示了后续的发展形势。
今天,网络不再只是一个外围空间,它越来越成为人们自我组织和定义周遭现实世界的地方。
丹尼尔·珀尔的悲剧也强调了对隐私权加以判断的重要性。
在隐私和安全之间,存在某种平衡,一端是致力于推进隐私权保护的团体,另一端则是追求更高安全的执法机构,这种平衡至关重要。
面对此类争端,正如负责裁决的法官一样,科技公司也已经成为一个焦点。
我们需要理解并认真考虑平衡两边的因素。
如何做好这一切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自20世纪80年代电子邮件和电子文档诞生以来,面对政府的搜查令,我们一直在不断试验和试错,以便能够恰当应对。
1986年,罗纳德·里根总统签署了ECPA。
当时,没有人知道第四修正案是否会保护像电子邮件这样的东西,但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希望建立这种法定保护。
正如华府经常出现的情况,1986年,国会出于良好的意图开始行动,但整个过程并不简单。
ECPA的一部分被称为《存储通信法》,它创造了一种全新形式的搜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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