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以德治国

赤虎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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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节以德治国

    抛开了心理负担,我坦然的扶几而坐。静静的听他们相互谈话。

    管宁先呈上他编录的四书五经,让各位指正。那时代,书籍多数都是手工刻录在竹简上,或抄录到刚发明的纸上,难免错误很多。个人收藏版本不同,书内的文字也不同,所以要说谁的版本更正确,很难。

    争论不久,已显出在座的学问高下,激烈处,只有田丰沮授还在与管宁相互辩驳。其他人,只能在他们说的符合自己心意时,拍着大腿以示赞赏。独有我,对这种拗口难懂的古文,听得昏昏欲睡。

    田丰看到了我的神态,他对这个管宁称之为“主公”的人似乎很感兴趣,趁话语的间隙,他向我发问:“玄德公认为此句该当何解。”

    我?我对这种寻章摘句的工作不感兴趣,但我又不能明说,只好打着马虎眼:“诸公所言皆有道理,不如我们再出一书,将各位所言都注录到上面,让世人知道此段文字的各种解释,如何?”

    沮授立即言词激烈的说:“如此一来,世人如何知道什么是正确解释,什么是歪理邪说。”

    唉,我哀叹,“干吗非要分出对错来,这些书籍都是前人所录,前人录书时自然认为这样写是对的,它们也因此流传后世几百年了,除非我们有一部原版的书籍来指正谬误,否则,不如把这种种说法都录之典籍,以免后事之人因各位偏见而见不到书的全貌。”

    众人想了一想,点头称是,这或许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既然争论告一段落,沮授开始低头打量起书籍来:“管公此书似乎不是手录所得,全书毫无墨迹,不知用何法将字录在纸上。”

    管宁微笑不答,田畴接口说:“我家主公……”才说了这几个字,我就感觉到身旁管宁的手一动,似乎掐了田畴一下,田畴立即尴尬的把剩下的话咽到肚中。

    好家伙,谁说贤人没有心眼我就跟他急。管宁之智不下于孔明,现在汉朝廷威权不彰但余威仍在,管宁仁人,他肯定没有造反或独立于朝廷的想法,但想到官吏的贪黩,他也不禁自觉的掩护起由流民所建的理想国度——出云城。确实,现在不是暴露出云城的时机。

    众人都盯着田畴,等他把话说完,田畴深悔失言,由不堪忍受众人的目光,只好暗暗的拉拉我的衣襟,希望我出面说话。

    管宁深深的看了田畴一眼,田畴立即畏缩的稍稍蜷起身子,接着,管宁也拉了一下我的衣襟,示意我开口说话。众人注意到了他这一举动,把目光转向了我。

    我脑海里组织了一下语言,开口解释道:“此书是铅字印成,将幼安所书的字用铸成铅字,再拓印在纸上,就成了此书。”

    我此话一出,立即引来了一片赞叹声。大家都没有发觉,我话中刻意隐瞒了书籍的印刷地点和这种印刷方法的发明者。

    为了不让他们继续发问,管宁立即接着我的话说:“宁此行,特为编撰一部圣人所倡导的德化之书而来,我想四方征集名士意见,我家主公曾言,沮公是当世智者,所以我来府上问一下,沮公对儒人之德有何看法?”

    沮授立即惊讶的说:“我居住在乡间,名声还没有传出10里,玄德公怎么知道我的贱名。”

    这到让我不好说了,我总不能说我是看三国志后汉书,从而知道你的大名的吧。所以我只好微微一笑,含糊的回答:“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转过头,我又对田丰说:“我们本打算下一站去巨鹿拜访田公,幸好在此处遇到你。”

    田丰立即拱手,满脸荣幸的说:“岂敢岂敢。”

    我也向沮授问出了我的疑惑:“刘备,不过是一个涿县野人,沮公怎么会知道刘备贱名。”

    田丰抢先回答:“玄德公还不知道吗,自去年冬日,幽州牧刘虞与幽州长吏、中郎将公孙瓒相互上表,互相攻击,朝廷为此专门派人去幽州调解。不过,两人表中对玄德公都倍加夸奖,玄德公师傅王越也在洛阳为你解释情由,洛阳小儿也知玄德公仁德之名。我们岂能不知。”

    哦,看来我的洛阳造势行动已大获成功,只是我到现在还没有跟派往洛阳的人联系,造成我的消息闭塞,实在是失误。

    我略微谦虚了一下,话题接着继续,沮授皱着眉头说:“圣人曾说:治乱世用重典。此时灾荒四起,朝廷卖官鬻爵,增赋加税;宦官朋比为奸,擅权祸国;忠臣贤士不得进用;地方豪强为非作歹;民不聊生,四处逃亡。值此大乱来临之时,讲德化众人,岂不是宋襄公之仁”。

    管宁皱皱眉头,“修己治人”,“内圣外王”。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来治理天下的德治主义,是他一直以来的主张。《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写这本书的动机,沮授的否定让他大为不满。

    我却暗暗拍手,不愧是一个具备战略眼光的人,早已看出天下大乱即将来临。一个社会越是道德沦丧,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就越发强调道德,这是一个基本的社会规律。

    中国的文化包括两部分,即中国人的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中国道德也分为两部分,即应然道德和实然道德。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中的精英文化和应然道德,只是“中国文化”的边缘部分,它其实不是实际存在的文化现实。

    大全部中国人都生活在正与儒家道德训戒相对立的实际道德生活里,这种实际存在的道德状态和平民文化才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是中国文化的真相,这也是可怜的仁义道德的待遇。

    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权者可以大力倡导反腐倡廉,但是他的孩子就可以拿着别国的护照,躺在别国的沙滩上晒太阳。巨贪们做起反腐报告来,可以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但他背后贪污起来,却令人瞠目结舌。而这一切就是因为,巨贪所倡导的道德,只是一种应然道德,大家应该如此行事,至于巨贪自己,实际上是否照此行事,那还得看另一套道德标准——实然道德标准才是他们实际上的道德准则。这或许就是号召学雷锋的人,喜欢在别人奉献后,自己索取的原因。

    很多汉学家在中国都遇到了这种矛盾:为什么这个礼仪之邦,竟有如此之多的百姓如此麻木不仁和道德沦丧?其实这是他们片面迷信儒学教条的必然结果。

    当然,儒家思想体系堪称博大精深,不能否认,数千年来它对国家的团结稳定、民族的和谐相处、为人的道德修养都起着正面作用。

    但是,依照“人定强制秩序”的儒学对待社会的态度,在乱世中只讲求以德治国,那只会加重灾难。

    不过,管宁是我的属下,我不能让他受窘,况且这个话题一开,又不知争论到什么时候,也许争论个两千年不成问题,我却等不了这么漫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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